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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發布者:admin  發布時間:2015-12-3 21:15:18  來源:紅歌會網  瀏覽次數:1005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

——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22周年

張文木 
 
  作者說明:本文初稿于2012年,以《重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為題刊發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此后,隨學習心得的不斷深入,筆者對本文多次修訂,本文是2015年進行的最新修訂。

 
一、國家統一
  
二、軍隊建設
  
三、國家利益
  
四、地緣政治
  
五、國際戰略和策略
  
六、抗戰統一戰線
  
七、社會主義
  
八、工農聯盟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十、實事求是
  
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每當面臨新的歷史性難題,當代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并從毛澤東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志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說:“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群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悅誠服地信服他。” 事實上,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學習毛澤東,重溫和掌握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提高國家戰略能力以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務。

  一、國家統一

  毛澤東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并不產生于書齋,而是產生于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生死實踐。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擺脫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戰”后,紅軍主力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過半,近3個人中有1個掉了腦袋,于是大家就拋棄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學思辨”,迅速選擇了毛澤東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
  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開始比較順利地闖過一道道急流險灘,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11月19日,斯大林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斯大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愿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并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后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于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后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后,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于今后軍隊與黨的關系,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于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系,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系。”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于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斗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并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采取懷疑態度,對于許多工作不愿實行認真的轉變,不愿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由于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后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并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后,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并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后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于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后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后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于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并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斗爭。
  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后,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么點“半獨立性” 的蔣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后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并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復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至于斯大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 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事實上,在解放軍準備過江的時候,也面臨著巨大風險。1949年2月23日蘇聯已有情報稱:“好象美軍正在撤出朝鮮,而且大部分已經撤出;駐朝美軍司令官在東京;在朝鮮只留一名準將,領導負責南朝鮮軍事訓練的軍官組,同時指揮當地撤軍。”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蘇聯得到的“美國利用核打擊制定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方案’的絕密計劃”復電科瓦廖夫并通過他轉述中共,表示:蘇聯“不怕原子彈”,“但歷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們準備反擊”。這其實是婉轉對毛澤東施壓,即中共如果打過江南可能要——盡管蘇聯表示不怕——引發世界大戰。4月17日,有情報稱:“根據現有情報,預計美軍于5月撤出南朝鮮,移駐日本附近島嶼,以便給南朝鮮軍隊行動自由,與此同時,聯合國委員會也將離開朝鮮。”4月上旬,人民解放軍已徹底掃清長江北岸的殘敵,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橫渡長江的戰役已經迫在眉睫。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前夕,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來長電,再次“提醒毛澤東注意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軍事干涉”。擁有原子彈的“軍事干涉”意味著什么呢?當然是原子戰爭。對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經歷核打擊災難后的毛澤東已有遠高于斯大林的見解。1947年2月10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在談到原子彈時說:
  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談原子戰爭,但是原子彈在戰爭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廣島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毀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對它。自然,原子彈將繼續予以發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將為人們所利用。
  這時的毛澤東對讓全世界驚駭的原子彈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說的)“不怕”,簡直是蔑視!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1949年4月21日即在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戰線上渡過長江。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只“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后逃出長江口。4月26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復”。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于“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有比較才有鑒別。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后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黨沒有軍隊,正如醫生沒有手術刀,其結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動。只有思想而無手段(武裝力量)的尼赫魯,恰如一個看到危險而又無力阻止、看到機遇又無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帶有悲劇的色彩。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
  與已經找到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不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國大黨不要說軍隊,就連必要的財力也不足。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干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有了比較成熟的毛澤東思想,又有一支聽命于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斗爭并于兩年后實現中國統一。193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時贊揚中印友誼之后,以中國歷史為例,明確表示他不贊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強調以革命暴力反對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談話后進餐桌上,毛澤東告訴印度朋友:“我們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槍,卻滿懷信心地要戰勝日本強大的武裝。”似乎是對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續反應,5月5日,毛澤東在八路軍留守兵團軍事會議上說:“中國的事,歷來是有槍為大。我們要干革命,沒有槍是不行的,只有民眾運動沒有槍,就要垮臺。”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毛澤東說“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蔣介石在他的階級敵人面前是警覺、堅定、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階級政治家。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接受參加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以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1956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審閱政治報告文稿時,在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寫了這么一段文字:
  在準備用戰爭奪取政權和在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兩個問題上,都是有過爭論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國的具體條件,他們在緊要關頭反對我們準備戰爭和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是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如果我們遵循這條路線,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9月22日,毛澤東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進一步解釋說:
  1945年當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斯大林用他們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們,指示我們不要反對蔣介石,不要打內戰,說如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我們沒有執行這個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們派代表團去蘇聯,斯大林承認錯了。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于誰領導,用什么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有什么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么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可它到2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面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并于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歷史,我們真的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和擔當,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與原子結構及其穩定的力學的原理一樣,東亞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于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于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歷史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明乎此,也就不難認識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統一全中國對于未來中國發展及亞洲和平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并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二、軍隊建設

  學習毛澤東,就不能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而研究這一段歷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戰爭及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其結局,對后來的遠東政治影響是深遠的。但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卻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僅僅從技術和細節比較中孤立地研究這場戰爭,而應將這場戰爭放在此后半個多世紀的大歷史中來考慮,因為這期間發生了翻天覆變化的不僅是日本,更有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因此,我們只有將這場戰爭及其后果放到大歷史,即甲午戰爭后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中,加以辯證總結,我們才能得到較為科學和正確的結論。
  這里提出了一問題,即甲午戰爭日本是贏了還是敗了呢?就事論事地孤立看,日本當然是贏了;但把它放在大歷史中看,日本又敗了,因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了。我們看,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前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所具有的所有優勢要素不僅沒有變甚至還更為強化,同樣的優勢使日本在1895年打敗了中國、1905年又打敗了俄國,而到1945年卻為中國聯合美國和蘇聯所打敗。
  我們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對華對俄戰爭的勝利,日本的軍事觀念對同期亞洲,尤其是對同期中國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思想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軍事思想癡迷一時并以赴日學兵為貴。
  那么,我們中國人是如何即能學習日本軍事理論的長處,又能免受其害?這應當感謝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及其對中華民族的特殊貢獻。
  我們知道,20世紀初中國有相當多的軍人接受日本軍事優先的思想,認為軍人只是一種職業,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們和政府的事。看著日本軍事一路高歌猛進,當時一般人不僅不會認為日本會有什么危險,相反還會以日本為東方榜樣,這更加固化中國舊式軍人的單純軍事觀點,即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
  這種單純軍事觀點嚴重地影響著早期紅軍的觀念。1929年毛澤東帶領的紅四軍中“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他們普遍存在著軍事不受政治節制的認識。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新泉就此復信林彪,批評說:“紅四軍中向來有一些同志偏于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意見不合。他們在軍事失敗的時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他們在游擊工作中單純地發展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為了糾正這種單純軍事思想及其他錯誤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澤東在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作出決議,規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肯定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強調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黨的建設,還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指出要在紅軍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明確了軍事和政治的關系,決議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和“司令部對外”以及把政治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的單純軍事觀點。此后,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生命線。
  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題詞第一條就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月1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隊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在抗大要學習打仗,也要學習政治,更著重于軍事,政治是管著軍事的,二者又要統一地配合起來。毛澤東明確告訴抗大學員:“我們說槍桿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槍桿子必須服從革命政治。”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印發和學習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決議,為此,毛澤東致信譚政、莫文驊:“將四軍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并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課材加以熟讀(各級干部均須熟讀)。”4月6日,八路軍留守兵團向各部隊發出訓令:“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不僅對當時中國紅軍的建軍上有著很大的意義與決定作用,就是對今天八路軍、新四軍的建設上,仍然有著偉大的實際意義。”
  在此特別值得我們體會的是,與資產階級比如普魯士式的軍人絕對和被動服從原則不同,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中有著鮮明的人民主體思想,具體表現為它并沒有將軍事及其軍人機械地隸屬于而是有機地融入政治,古田會議報告特別強調“官兵一致”的原則,認為:“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1959年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代表團時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家應同時是政治家,軍隊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使我黨的武裝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靈魂;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手中的“刀把子”開始有了明確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的制度保證,中國共產黨突出政治的軍事思想便與當時充斥中國乃至東亞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國的服務于壟斷資本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分道揚鑣。這不僅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及其運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殺道路,而且還被改造成為為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保駕護航的重要力量。
  比較日本甲午海戰的“勝利”和太平洋戰爭中毀滅的兩段歷史,再看看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取得打敗美國的勝利,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提出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是中國近現代軍事思想變革中的劃時代事件,不能不為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的關鍵性的貢獻而贊嘆。自此始,未來中國發展出現日本式的自毀隱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再加上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日本在甲午戰爭后贏得的對中國的競爭優勢由此不復存在。
  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4月,毛澤東為《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加寫如下結論性的文字:“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戰之后至太平洋戰爭失敗的結局,不能設想,如果沒有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我們很難說今天的中國是什么樣子,這絕不是在開玩笑。

  三、國家利益

  毛澤東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同年中國還在內戰,無力西顧,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想策動西藏脫離中國。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想乘中國的亂局,造成西藏與中國分離的形勢。沒想毛澤東于1950年初便揮師西進,1月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等尼赫魯回過神來,新中國已牢牢地將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獨”分子手中,并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看看今天的臺灣,我們就不難理解今天國家的西部安全將會遇到什么樣的麻煩,至少航天、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難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魯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地帶——就在我們主權之內,這樣在水資源分配上才有我們今天相當主動的地位。這些,假若當時按照現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著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么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于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新中國成立第二年就決定并完成的驚天偉業,并非“布哈林式”的賬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只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東南亞國家也對新中國產生了極大的敬意。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并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斗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說,中國入朝參戰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壓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結果,而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動機“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
  事實并不是這樣。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云,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
  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中,造成“后來失敗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于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說,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丟失山海關,是“太不通政略”。
  歷史進入20世紀,這時的“關外問題”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但它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后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么是國家分裂,要么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于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毛澤東注意到這一歷史教訓。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控制華北平原的關鍵地帶從外部看,是控制秦晉地區和東北平原。歷史上,二者居其一,多有勝算,若東西二者全得者,則穩操中原勝券。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已占據陜北高原的毛澤東注意到東北的重要性。毛澤東對“關外問題”對華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所作的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
  中國入朝作戰,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壓力”的結果,說斯大林將“中國拖入戰場”更是不符合事實。
  基辛格說:“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鎮定自若,這在中國戰略思維中根深蒂固——中國決定參與朝鮮戰爭即是明證。”事實上,早在朝鮮戰爭爆發甚至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注意到東北亞和平問題。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會毛澤東和朱德,雙方談到并評估了朝鮮北方對南方的軍事行動。當時毛澤東說“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建議金日成“應估計到這種情況,并做好周密準備”。毛澤東還幫助金日成分析其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說:“在朝鮮的戰爭可能是速決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卷進來,并幫助南朝鮮‘政府’”;毛澤東話鋒一轉說:“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有蘇聯在旁邊,有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顯然,當時朝鮮形勢的穩定與否,是新政權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劇的關鍵因素,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回答周恩來“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基礎上的考慮”而并非如某些人認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國出兵東北亞;在此,值得我們留意學習的是: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請下出兵抗美援朝,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安全界限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這里有的同志會說:東海直抵華北平原,1840年英國就是從這里入侵中國的,難道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之于中國安全要比東海更重要?
  的確如此。雖然東海較東北亞對中國更具直接威脅,這從東海入侵中國的勢力如沒有內陸沿線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規模和長期占領,而無大規模占領的入侵,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從海上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和長期的裝備和資源的持續跟進,因而從這里的入侵不能動搖中國國力的根本。東北亞則不同,從朝鮮半島西進就是可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占據東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和長期的裝備和資源的制造和持續跟進。有了源源不斷的裝備跟進——而這些在海上是不能實現的,就可造成長期的地區性占領、建立傀儡政權并由此通過被侵略國家的分裂或覆滅。由于占據東北三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可以持續八年;由于沒有陸基遑論東三省,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短期侵擾。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長短決定戰爭的成敗,而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制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的長短。據此觀察,中國甘肅、云南和東三省對中國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確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來到西柏坡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并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并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還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臺灣。事實并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愿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布封鎖臺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臺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揀軟的捏”。就在中國出兵入朝參戰后的第二天(10月27日),毛澤東約民主人士周世釗和王季范談他為什么對美國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釗“志愿軍抗美援朝,是不是會影響和平建設?”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不錯,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國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并認為“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實并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在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愿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同意于1953年初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中國。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總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9月16日,發表了雙方談判的中蘇公報,公布了《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告》。《公告》規定:根據兩國于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協定》,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于1952年年底移交完畢。12月31日,蘇聯政府將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后議定書簽字儀式在哈爾濱舉行,并發表了公告。中國長春鐵路的中蘇共管歷史宣告結束。中央鐵道部把原來中國長春鐵路管理局改為哈爾濱鐵路管理局。應中國要求,中蘇兩國外長雙方還簽署并公布了《關于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規定:延長蘇軍從中國旅順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日本和蘇聯同日本獲致和約時為止。
  在毛澤東的堅持和斗爭下,蘇聯最終完全讓步。1954年10月12日,中蘇發表聯合公報,蘇聯軍隊應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根據地交還中國。當時公報指出,兩國鑒于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國防力量的鞏固和兩國已經日趨鞏固的友好合作關系,作出這項議定。后來公報內容于1955年5月25日實現。
  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里并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所向披靡且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中國空軍并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直至2013年還有人撰文說“毛澤東也認為發動朝鮮戰爭是錯誤的”。
  事實并不是這樣。
  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最后一次接見基辛格,據基辛格回憶,在談話中,毛澤東提起朝鮮戰爭,據基辛格記錄:
  毛澤東:聯合國通過了一個美國提出的決議,說是中國侵略朝鮮。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澤東:對,所以跟你沒有關系,那是杜魯門時代的事。
  基辛格: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毛澤東:可是決議并沒有取消。我現在還戴著這頂“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樣認為這是一種無上榮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問:這么說我們就不應該修改這項聯合國決議了?
  毛澤東:不,不用改。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這個要求 ……不過,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聲明公之于眾,或者是在你的通報里公開說一下?
  基辛格:我想還是你公開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歷史上正確無誤。
  這可以說是毛澤東臨終前關于朝鮮戰爭最后并明確要求公開的最終結論性的看法。蓋棺定論。人一生會說各種各樣的話,表各種各樣的態,甚至發各式各樣的牢騷,但若要對其定性,當以作者最終和愿意正式公開的表態為準。顯然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態度當以臨終前表態并要求正式向全世界公開的為準。若此,前引有些人所謂“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承認抗美援朝不對”的判斷顯然與毛澤東的本意不符。毛澤東至死都認為抗美援朝“無上榮耀,好,好得很”。毛澤東知道這將是最后一次會見基辛格,要求他幫著把這個聲明“公之于眾,或者是在你的通報里公開說一下”。2001年,已至88歲高齡的基辛格在當年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披露并證實了這段談話的真實性,沒有辜負毛澤東生前的囑托。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于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扎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于蘇聯。果真如此,后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
  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去,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不僅如此,這樣的后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中國東北境內。這不僅將“雅爾塔秘密協定”對中國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壓至最小,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系。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系定位有著不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據莫洛托夫回憶說赫魯曉夫曾告訴他在訪問中國結束并要“離開中國時,毛澤東在告別時向他伸小拇指說,有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蒙古。”
  但東北的事并未到此結束。
  1958年6月7日,毛澤東讀到國防部長彭德懷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報告,稱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4月18日寫信給彭德懷,表示蘇聯過去援助中國建設的三個長波電臺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揮其在遠洋活動的潛艇,希望雙方合作,由中方出資3000萬盧布、蘇方出資7000萬盧布,使用時間雙方各占50%,用4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臺。毛澤東在彭德懷的報告上批示:“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段時期再說”。6月28日,蘇聯又希望借用中國沿太平洋海岸線,提議“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明確告訴尤金大使:“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斯大林的東西”在這里就是蘇聯在雅爾塔秘密協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場的情況下攫取,通過1945年與國民黨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加給中國,并最終為毛澤東在1953年朝鮮戰爭后期基本收回的蘇聯控制中國東北,軍事占領大連、旅順的“權利”。極而言之,“斯大林的東西”,也是沙皇的“東西”。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談到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性,說:“他要搞共同艦隊,我們不干;他要建立一個長波無線電臺,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資,我們也不干。這個長波無線電臺,擺在我們國家,偵察太平洋。我說,好,但是由我們建設,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們建設,而且我們的投資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們占七成,三七開。這比汪精衛‘合辦實業’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還厲害。我們不干,他也沒有辦法。”不僅如此,1952年3月,在蘇聯即將向新中國交還中東鐵路的前夕,毛澤東還對斯大林提出兩國合作修建從蒙古烏蘭巴托至張家口一線的鐵路于以婉轉拒絕。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后發表。”毛澤東講這句話的背景是針對赫魯曉夫在中國南方建設“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的提議。毛澤東對尤金說:“你昨天說,你們的條件不好,核潛艇不能充分發揮力量,沒有前途,中國的條件好,海岸線長,等等。你們從海參崴經庫頁島、千島群島出大洋,條件很好嘛!”。其實,尤金說的是實話,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國人聯合德國人逼著日本交還遼東半島,繼而又于次年6月與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強占大連旅順港及雅爾塔秘密協定企圖再占大連旅順的事。毛澤東也不是不知道俄國海參崴基地受制于對馬海峽及1905年俄國海軍為日本敗于對馬海峽的歷史,毛澤東這時生氣的只是,中國剛結束的俄國霸占中國遼東的歷史,你赫魯曉夫怎么又學著維特搞起新的“華俄道勝銀行”來了?這時毛澤東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歷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澤東說的這篇“一萬年以后發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這個當時不便直說的內容。毛澤東并不是想說服俄國人放棄這一非法目標,他知道俄國人的戰略生態環境很難讓他們放棄這一目標,而是想要告訴中國人民:朝鮮戰爭后期收回的遼東半島,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樣得而復失。毛澤東對尤金動情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談到斯大林,毛澤東對尤金說:“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1961年11月17日晚,毛澤東和周恩來、鄧小平在中南海會見印尼共產黨中央主席,在談到斯大林時再次重復兩年前的觀點:
  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錯誤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他支持我們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使我們黨在白區的工作損失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在蘇區的工作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們長征。另一個是,他們不同意我們同蔣介石打仗,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
  高超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博大的胸懷及長遠的歷史眼光是緊密相連的。盡管毛澤東對斯大林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對不住中國革命的錯誤,但毛澤東仍能準確地把握斯大林的歷史地位,認為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戰爭期間說過:“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墳墓上堆積起越來越多的“垃圾”的同時,中國卻涌動起“歷史之風”。毛澤東尖銳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就在蘇聯政府摘下斯大林畫像并在全蘇聯“聲討”斯大林的時候,斯大林的畫像還是始終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并列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說:“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同時毛澤東也批評黨內外一些見風使舵的人:“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這時候也反得積極。我看這種人缺乏道德,馬克思主義也包括道德。”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對毛澤東感激萬分的”。中國學者袁南生認為:“實實在在地說,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澤東。”筆者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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