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fdsfasd
最新公告: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毛體藝術
毛體藝術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發布者:admin  發布時間:2015-12-3 21:21:57  來源:紅歌會網  瀏覽次數:1067


 
     四、地緣政治

  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陜南商洛山和陜北高原蟄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隨后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后轉戰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后塵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于1646年被清軍剿滅。由此后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于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事后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陜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并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并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今天回頭看,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于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并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抉擇——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分,也有“人謀”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澤東途經甘肅、陜西兩省分水嶺,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陜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在說這句話時,熟讀歷史的毛澤東心中回蕩著的一定是司馬遷那句神諭式的斷言:
  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事實上,毛澤東在早年就對中國地緣政治有過深入的認識。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他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系。要求學員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了解,主要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都要了解。建國后,毛澤東要求高級軍事干部關注和研究華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時,毛澤東注意到林彪“篡黨奪權活動”的企圖,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里?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了解華北的歷史地理。”鑒于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更為深刻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棄南而就北,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
  現在回頭分析張國燾在其南下方案的優點與諸葛亮《隆中對》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體一致,是戰術性的,其缺點卻是戰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種假設的心理預期來掩蓋其偏安一隅、回避靠近并待機進取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性錯誤。這往好處說是張國燾對中國地緣政治的研究缺乏歷史感;往壞處說,就是“山頭主義”心理傾向。張國燾曾就紅軍發展方向詢問徐向前:“去漢中行不行?”徐帥回答說:“我們再向南部一帶發展,有很大困難。漢中地區是塊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后來徐帥總結說:
  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
  1965年5月26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晚上與汪東興說起這段往事:
  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一方面軍有三萬人,四方面軍有八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是你的路線正確不正確。長征中正確的路線應該是先向陜北,再向華北、東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只剩下八千人,堅持正確的路線,保留了革命的種子,后來建立了陜甘寧根據地,隊伍又壯大了。
  當然毛澤東也不是絕對否定四川的戰略地位,而是說與陜西比較而言,它對于紅軍發展而言,不屬于主要的戰略方向。1936年4月毛澤東在指揮山西過河入晉部隊反蔣閻圍剿時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出充分準備,他在4月22日發給林彪等電報中交代:“萬一情況改變到暫時不許可我們在山西繼續活動時(沒有出封鎖線可能時),我們也準備暫時回到陜、甘,經營神府區域、三邊區域、環水區域、渭水區域、陜南區域等次要的戰略方向。”“若干時間之后,即情況改變到東出有利于我作戰之時,仍然準備回到東南主要方向。”4月28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東方各省為長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這就是說,毛澤東并沒有絕對否定張國燾方案合理之處,而是認為張的方案不能列為當時紅軍應當竭力爭取的主要戰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戰略方向實現不了的情況下,作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慮比如陜南區域的次要戰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并跨越長江,8月,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即將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劉伯承、劉小平致電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于回之動作,選取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并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于川東地區,爾后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放全川問題”的命令。2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復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于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
  當然也不是說,毛澤東當時就認為只有陜北才是紅軍落腳的唯一方向,而是說當時只有陜北最有利于紅軍獲取并貼近中原。事實上,貼近而不是遠離中原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戰略方向”。1940年,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明確點出“我軍將來出路,實在中原” 的戰略意圖。4月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強調:我軍不入華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在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1945年日本失敗已成局,7月15日,毛澤東致電河南區黨委:“你們今后作戰方針,是向西防御,向東南進攻(即對頑中區取防御方針,對敵占區取進攻方針),以求利用時間北與太岳、太行、東與渡新黃河西進之冀魯豫部隊,南與五師部隊完全打成一片。”
  毛澤東北上陜甘路線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使張國燾后來理解了毛澤東北上陜甘路線的地緣政治意義,他在回憶錄中變相地承認了毛澤東方案的正確,他說:
  陜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地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陜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使然。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敵人的外線力量四張時在敵最安全的后方即內線的關鍵地帶預置“冷子”,由此造成敵人的戰略收縮和因此造成的形勢翻轉,是毛澤東軍事藝術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大片領土,9月13日,日本占領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莊淪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淪陷;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淪淪陷,日軍準備繼續向武漢挺進,國民黨內出現綏靖妥協的思潮。此時毛澤東開始考慮在國民黨向日本出賣民族利益最壞情況出現、國際又不能提供幫助時,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的問題。2月8日,毛澤東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戰略方針由速戰速決改變為長期進攻,目前總的目標是進攻武漢。現在日本要求中國妥協的道路還存在,如果英國出來主和,國民黨便會發生和平妥協的危險。要估計到武漢、廣州等地失陷后中國將發生的新的變化,要估計到國際不能幫助時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勵國民黨在極端困難環境之下也要繼續堅持抗戰。”
  此時,他開始“為天下有變的時候”在全國關鍵區域預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指示“即行電告秘密準備執行霧靈山計劃的各種條件,主要干部配備。”霧靈山,地處今河北興隆縣境,在日本占領南京后,河北繼而江蘇已成為或即將成為敵占“后方”。2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此解釋說:“熱河、河北兩省交界的霧靈山一帶,派楊成武去發展新的游擊區域。這是敵人的遠后方,東面策應東北抗日聯軍,南面策應晉察冀,北面與蒙古接近,西面與綏遠聯系,在天下有變的時候,這個地區可以首先得到國際的援助。”2月9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總部、長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霧靈山為中心的區域有廣大的發展前途,那是獨立作戰區域,應派精干部隊去,派去的軍政黨領導人員須有獨立應付新環境的能力。”2月15日,毛澤東就新四軍行動原則問題復電項英、陳毅,要求:“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于發展的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四軍基礎。如有兩個支隊,則至少以一個在茅山山脈,另一個則位于吳興、廣德、宣城之線以西策應。”
  1938年5月,日軍占領徐州, 6月,日軍攻占開封,導致花園口決堤放水,豫、皖境內17個縣成為一片汪洋,140萬人無家可歸,數十萬人被淹死。日軍還在蘇北決運河大堤,致使蘇北數縣成為澤國。毛澤東立即考慮在江淮東西兩翼預先布局。6月2日,毛澤東復電正在茅山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的項英:“敵之總目標在進攻武漢,你們可放手在敵后活動。”7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朱理治,要求 “對牛伏山須即去建立黨與群眾的工作基礎。”伏牛山是中國河南省西南部山脈。東南與南陽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陽盆地并直逼黃淮平原。10月27日,武漢失陷,抗日戰爭形勢開始從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階段轉變。12月29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肯定他在皖豫蘇地區發展游擊戰爭,創立根據地的計劃是很對的,“已開始獲得成績,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944年初,抗日戰爭勝利已見曙光,國民黨向蘇區圍攻加緊,日軍也加大了對豫湘一線的攻勢。1月12日,毛澤東復電張云逸、饒漱石,要求特別注意在接近大別山的區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長江兩岸,特別由安慶至九江一段尚有發展可能,應加派得力部隊前去建立游擊根據地。”1938年8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等,指示豫皖地區“游擊戰爭的發動一般不應過早,需要在敵人后方比較空虛的地區發動。” 14日,日本發動豫湘戰役,至8月先后占領鄭州、長沙、衡陽等地。9月,日軍發動柳桂戰役。10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指出:“今后主要發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時要注意東北,還要準備蘇聯打日本。在干部配備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時注意東北。”10月31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干部和部隊在湖南湘水和資水之間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1945年2月24日,毛澤東致電南方局:“準備大舉躍進。目前要爭取半年左右時間,深入擴大蘇南工作,這是我黨我軍在江南生根落腳的基礎。”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毛澤東開始向大別山一帶布局。8月4日,為中央起草電報,要求廣東區黨委“準備與王震、王首道會合,開創湘粵邊根據地”,同日,起草電報致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強調淮河流域的戰略地位,指出:“日寇失敗內戰爆發后,你們現有平原地區必難完全保持,現在就應考在桐柏山、大別山、鄂西、鄂南、鄂東、襄北擴展根據地問題。此項任務甚為困難,但必須精心設計,預為籌劃。”10月22日,再次致電鄭位三、李先念:“以奪取桐柏山區域為適宜,不可過早向其他區域去,反而增加你們的困難,且于大局不利。東面之豫東南(大別山)、豫東北(新黃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幾個月后之預備機動地區,不宜提在目前的計劃上。”
  1946年,國共雙方在東北地區陷入膠著,大戰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的軍事布局。6月22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指出“全局破裂后,請你們考慮下列方案:太行區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要兵力盡可能攻取十幾個縣城,主要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占領開封。山東區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間若干縣城,主要著重調動徐州之敵于野戰中殲滅之,相機占領徐州。只要占領開封、徐州間及徐州、蚌埠間主要鐵路線及上述各縣城之半數左右,即為有利。中原部隊突圍向河南出動,其任務為鉗制河南之敵。華中部隊粟譚主力對付江北之敵”“上述作戰勝利(不一定要取得開封、徐州)后,如形勢有利,可考慮以太行、山東兩區主力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之線前進。”“這一計劃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的精神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于被動地位。”這一計劃“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扎穩打,并不冒險。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陳毅等電報,再次強調:“敵愈向北攻,敵后必愈空虛,愈有利于堅持游擊戰爭。派部隊派干部恢復淮南、淮北工作必須立即進行。”
  挺軍大別山,在大別山預置“冷子”,只是外線問題內線解決方法成功運用的最精彩的范本。
  我們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劃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后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著一兩撥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就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后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
  大別山位于中國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處,西接桐柏山,東延為霍山,東西綿延約380公里,南北寬約175公里。西段呈西北—東南走向,東段呈東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長江與淮河的分水嶺,其地形險峻且直逼長江中段:西制黃岡可扼武漢東出,東取安慶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懸于江淮平原,北兵駐入,若無后繼,其勢難久,故而風險極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為;若善用此地,據此則會對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造成絕大的震動。1947年8月,為了打破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毛澤東將內線作戰變為外線作戰,一反傳統的“王濬樓船下益州”即順江而下的方式,以攻為守,果斷采取“無后方外線行動”,千里大躍進攻勢,派劉鄧率軍從民權至商丘和虞城地區分三路越過隴海路,分別向大別山疾進。這不僅對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鎮武漢造成絕大的震動,而且還為不久到來的淮海戰役預埋了與之呼應的“冷子”。此棋似險,卻力重千鈞,毛澤東由此造成全國戰場形勢從戰略防御向戰略進攻的絕大轉變。
  毛澤東熟知自古欲取長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陽。襄陽與淮甸以桐柏山為中線互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勝關是控制淮甸流域的關鍵;淮甸與長江唇亡齒寒;淮甸失則長江不保。
  1946年國共大戰在即,3月4日,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軍事小組飛抵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中,張治中說:“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毛澤東的回答綿里藏針,充滿地緣政治的暗喻。誰都知道,淮陰位于江蘇省中北部,江淮平原東部,北距連云港市130公里,東南距鹽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蘇省會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與京杭大運河的交點,扼水陸交通之要沖,自古乃兵家重地。從淮陰進南京,那是從國民黨手中取天下,而現在若從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籬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果讀過三年后毛澤東寫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就會知道,選擇后者當然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
  在做了上述地緣政治關鍵地域的力量準備后,1949年3月31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等在接見四野軍師以上干部時傳達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說:
  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于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歷史上,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就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 舉措及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沖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云、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無及。”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后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在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應對美蘇“中間突破”的國防布局,這就是: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連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線被列于優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說:“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隨后毛澤東向在座的同志提問并回答說:“《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這說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陜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云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并與南面國家處理關系,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連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基于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并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于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西南開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而不是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僅是為了“教訓”印度。
  今天的中國形勢有向20世紀50年代螺旋式回歸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時做好應對未來歷史再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回歸的可能,不要再讓毛澤東曾“后悔無及”的事發生。

  五、國際戰略和策略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云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入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
  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于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 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并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涂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臺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于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沖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并隨后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系由此惡化。1959年11月3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彭真等同志討論赫魯曉夫問題,彭真說,赫魯曉夫迷戀于西方首腦會議,西方就拿著這個首腦會議像釣魚一樣總釣著他,他總想吃。毛澤東接著說:“有一天,西方一翻臉,他就處于被動。”11月12日,毛澤東對王稼祥等同志揭露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本質,他說:“他現在假借列寧的名義,假借列寧的所謂靈活,把鋒芒去掉。”赫魯曉夫的變節將中國置于兩北兩線作戰困境,對此,毛澤東向同志們堅定地表示:“現在,硬著頭皮頂著是對兩方面的:一方面對赫魯曉夫,一方面對艾森豪威爾。”
  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并于1961年利用中國經濟困難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
  中印邊境的穩定事關中國大西南的穩定,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印度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個月后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干干凈凈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有意留待將來從長計議。
  今天總結1962年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進戰退和于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贊嘆并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給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時說:“那個麥克馬洪線我們不能承認,但是還承認它是實際控制線。”1962年以后,中國“三線”建設步伐明顯加快。
  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后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后,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于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就告訴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八大”會后,毛澤東告訴波蘭同志:“帝國主義是不怕我們的幾千年文化的。古董當然是要保護的,但我們更需要現代的科學和文化。”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臺。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系中“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只能成為打不敗的對手,才能成為美國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告訴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說:“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1959年3月3日,他告訴拉美共產黨領導同志:“我們對美國不妥協,它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它。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要他們驅逐了臺灣的代表,請我們進,我們才考慮進。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內不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交換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過了十年,十五年,我們的房子打掃得干凈了,可以迎接客人。”1959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參加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我們有兩手,我們公開對美國說,反對美國阻撓我們進入聯合國,實際上我們對進入聯合國沒有多大興趣,再過六年,等我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后,我們進入聯合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更好。我們的目的是先打掃自己的房子,再請客。”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朋友時談到中美關系,他說:“我們把美國的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么高興。但是,總有一天兩國的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說來也神奇,從1964年毛澤東說這話到中美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時間相隔正好十五年。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從美國外交的困境中盡力捕捉改善中美關系的契機。1969年毛澤東注意到“中蘇分裂,美國高興”。11月中旬,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傳回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帶來尼克松愿意與北京直接接觸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來告訴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請他轉告葉海亞總統:“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觸,盡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970年3月21日,毛澤東中國收到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帶來的尼克松口信:“準備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話,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周恩來批示:“尼克松想要采取對巴黎談判的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8月12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蘇丹國家領導人說: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這個總統好過。你們可以觀察到美國的世界戰略,它的第七艦隊可管得寬了,從美國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臺灣海峽、印度洋,到阿拉伯海。這樣,真正打起來還有什么力量啊?它現在還是靠原子彈嚇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門上我跟他們的代辦說過,總有一天要和起來,老是這么鬧下去不行。這個原則也可以運用到同美國、同蘇聯的關系,總不能永遠是這么僵下去嘛。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斯諾時說:
  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著。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于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來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愿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開,又是說這種消息非常機密。1972年美國要大選,我看,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的是那個時候。他對那個臺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臺灣關他什么事?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1971年4月7日,毛澤東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4月14日,周恩來會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后應邀訪問中國的美國代表團談話時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的來往是很頻繁的,以后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4月21日,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系,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4月24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將此口信轉達給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復周恩來,表示接受中方邀請。5月17日,尼克松又通過巴方正式答復中國,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還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來中國。”
  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斗爭終于迎來了不利于蘇聯卻有利于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并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
  第一次知道毛澤東要會見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們剛剛到達之后。我獲悉周恩來要在會客廳同我見面。我到那兒后,他說:“毛主席想見總統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幾個有關晚宴上活動次序的問題。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說:“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尼克松剛剛抵京的歡迎儀式上,會談未開始,毛澤東就在向國內外人民示意他的權威了。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國的國產轎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員不準隨行,至于媒體,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歷史上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的國家是必敗無疑的,因為沒有誰有這樣多的資源。拿破侖打歐洲,打得挺順,1812年又打了俄國,1815年敗了;希特勒打歐洲挺順,但又向俄國開戰,三年后敗了;日本打中國,已是很難了,但又去打美國,結果中國和美國一聯合,日本也是三年便敗。朝鮮戰爭美國敗在什么地方?敗在與中蘇作對,而且勞師征遠,結果使美國輸得沒一點面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那是真正的三國時代,不管是中國、蘇聯,還是美國,都處于兩線作戰的困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澤東通過珍寶島小小的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松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于最困難的時期,以斗爭求和平,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美國新世紀外交最大的敗筆是再次將中國推向俄羅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國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兩面作戰的窘境。而歷史上曾陷入兩面作戰的帝國,是沒有一個不失敗的。在這一時期中國已與俄羅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戰略伙伴關系,這是美國無法戰勝中國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關系改善的前提。
  鑒于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奧巴馬政府正在回避戰爭,但中日沖突符合華爾街軍火財團的利益,這樣可以拉動亞太軍火貿易。為此,奧巴馬在釣魚島問題上放出既要保護日本又不承認日本擁有主權的含混態度。從20世紀50至7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看,有限放縱日本以“加固”美國設在西太平洋“防波堤”,避免與中國直接沖突,將是美國選擇。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到美國“保護”盡管是口頭的承諾后,會避免夜長夢多,急于向中國攤牌并以此拉美國下水。與此相對,中國宜采軟擠壓的方式即不用以國家名義直接沖突(比如朝戰中的“志愿軍”)的方式應日本的挑釁,這樣既可給美國回避的理由,又可讓日本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終承認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盡管今天的歷史條件及中日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上敵強我弱的大勢雖有松動但仍無根本轉變,毛澤東熬時間,不傷元氣、不搞孤注一擲的方針對于我們爭取西太平洋斗爭的勝利仍有指導意義。

  六、抗戰統一戰線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要求高級干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開篇處說:
  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郭沫若說得一點沒錯,即使在他這篇文章發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對任何一個有民族使命感的人來說,都是不能釋懷的年份。在這一年由于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崇禎的招撫即建立抗清的“統一戰線”的善意,最終導致李自成與崇禎在拉鋸式的反復火并中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悲劇。
  17世紀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紀同年代的中國歷史所展現出的相似的歷史邏輯,由于歷史劇幕的主角群體不同,演繹出的卻完全是不同的結果:毛澤東沒有成為李自成,蔣介石也沒有成為崇禎;日本人更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續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被趕到臺灣島。
  重溫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們不難發現促成20世紀中國避免重蹈“亡明覆轍”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迅速抓住這個“時局轉換的樞紐”、作出了與蔣介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它使中國避免了明末崇禎和李自成在拉鋸式的反復火并中最終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悲劇的發生。
  事實上,毛澤東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認識早在日本打入東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澤東說:“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就在1933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這個提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認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并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9月8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你們提出的出川、陜、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只在不能出西北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的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的主導和周恩來同志的推動下,事變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及全面抗戰的局面由此形成。1936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結說:“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
  國共統一戰線的形成,共產黨當然做出了較大的犧牲,但換來的卻是日本人等待坐收漁利陰謀的徹底破產。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回應美國作家史沫萊特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的說法時,毛澤東說:“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這樣說。要檢查任何一個政策一個行動的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行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對所謂‘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事實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發生在當年7月7日,就是日本在挑撥國共繼續內戰無望后所做的“圖窮匕見”式的攤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撫行》一書中說得分明:“這次圣戰的原因,就在于敵人的國共合作。”
  今天看來,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下降的時期,崇禎提出的安撫為主、“培養元氣”,以求階級合作共同對外的政策,盡管不得已,但還是非常英明的。遺憾的是,這一由崇禎主動發出的與農民軍建立抗清“統一戰線”的正確愿望卻遭到具有濃厚“流寇主義”作風的各路農民軍透支性和破壞性的利用,以致雙方最終走向魚死網破的結局。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就統一戰線的經驗總結說:“最近十年來,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雖然也出了些糾紛,但是比較順利。歷史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
  國共建立統一戰線,促成全國抗戰局面的形成,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作出的巨大的貢獻。



     
【上一頁 】        【下一頁】










 
熱點推薦
·毛體真傳第四代——黃以明先生書法欣賞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世界毛澤東”郵票欣賞
·張全景:建議讓毛澤東思想進課堂
·毛主席的詩詞+書法+郵票絕妙欣賞

友情鏈接
中國軍網 國防新聞網 時代中國網 軍事網 榮譽軍人網 中國唱歌網 中國大愛聯盟 中國記錄 中國禮儀協會
沂蒙愛心家園 大社保網 中國責任網            

京ICP備18001642號

重庆快乐10分是官方开奖的吗